中国古代地图学的起源与先秦哲学一样历史久远。受限于古代仅有的几种图文信息记录方式,现今我们只能在一些青铜鼎器、石碑石刻、丝帛绢纸上,才能见到存世不多的古代地图信息。
现代地图学发展日臻完善,为实现统一辨识,现代地图一般具有:比例尺、方位、图例等信息,因用途的不同,除基本要素外,地图上所包含的信息也随之变化。而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也经历了从无到有、由简变繁的过程。
根据《春秋·左传》的记载,大禹铸九鼎,分九州,并将各州山川形势分铸于鼎上,此即”九鼎图“,这恐怕是中国最早的有关”地图“的记述了;此外,记载了各类神奇鸟兽的《山海经》,曾被认为有与文字相符的山海经图,甚至在宋代时还在流传。目前世界范围内存在的最早的实物地图,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土于我国甘肃天水的战国《放马滩地图》(图1),现存于甘肃省博物馆,该图包含内容丰富,精确度高,具有较高的制图技术。
图1:《放马滩地图》
而出土于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《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》(图2),则代表了汉代地图学的发展水平,该图采用了计里画方的方法,具有军事地图性质,绘制对象为今湖南、广东、广西三省的交界地区,包含了山脉、水文、交通、居民聚集点等信息,所描绘的河流、山脉走向与现代基本一致。
图2:《长沙国深平防区地形图》
秦汉时期,军事领域中地图应用较多,且出现了使用不同颜色绘制的彩色地图,但此时期的地图大多有地图中央区域精确而周边区域粗略的缺陷。
到西晋,河东闻喜人裴秀划时代的提出了地图绘制的”制图六体“原则,所谓”制图六体“,即地图绘制的六个要素,分别是:比例尺、方位、距离、相对高度、坡度、实地距离与平面距离换算,基本罗列出了地图绘制的六个互补原则,制图理念十分先进。
隋唐的图志、图经出现一片繁荣的景象,隋代以前,虽已出现图经,但记载对象多为较小区域范围内。隋唐图经中,较著名的有裴矩的《西域图记》,采用多图的形式,较完整的记录了当时西域的地理、人文风俗等信息;此外还有李吉甫所著的《元和郡县图志》,地图皆在篇首部分,但北宋时著中图经部分遗失,流传至今的只能见到《元和郡县志》。
隋唐时地图汇编技术更进一步,应用前人裴秀制图六体为理论指导,并采用了朱墨两色来区分古今地名,这种绘制方法沿用至今。
宋代以后,开始出现全国范围的总图,绘制规模宏大且细致。现存于四川省博物馆的北宋《九域守令图》石碑(图3),石碑原置于四川荣县文庙正殿后,该图是我国迄今所见最早的以县为基层单位的全国总图。
图3:北宋荣州《九域守令图》
如现存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的宋代《华夷图》(图4),该图采用了计里画方的绘制方法,图中关于长城的绘制图式为后代所沿用。
图4:西安碑林《华夷图》
苏州文庙的《地理图》(图5),由南宋黄裳所绘,其精度要远高于《华夷图》,同时还将地名加框,以便于识别,并标注了代表森林的符号,具有十分鲜明的特色。
图5:苏州文庙《地理图》
宋代的雕版印刷技术十分发达,形成了汴京、临安、成都、建阳四大印刷中心,这为明清时期地图的汇编与流传奠定了基础。
元代著名的天文学家郭守敬在地图测量方面,第一次提出了“海拔”的概念,即以海平面为标准,比较两地的地势差;而朱思本则在前人基础上,历时七年绘制出了规模宏大的《舆地图》,但因图卷浩大,不便保存,故后世流传较少。、
明代地理总图的汇编大多承至朱思本的《舆地图》。罗洪先在《舆地图》基础上进行改绘,并将之前的长卷改为分幅绘制的地图集,汇编成《广舆图》(图6)。《广舆图》是我国第一部综合性地图集,还创立了24种地图符号图例,形成制图综合概念。
图6:明《广舆图》
随着印刷技术的普遍应用,加之《广舆图》绘制工整、刻镌精细,前后翻刻多次,故流传较为广泛,明清时期,诸多舆图的汇编都依据《广舆图》,影响深远。此外,明代还出现了大量专业性地图,如:明九边图、海防图和江防图等。
明末清初,随着西方传教士进入中国,带来了较为先进的绘图技术。其中利玛窦做出贡献巨大。明代末,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广东肇庆完成《山海舆地全图》(图7),将利用西方经纬度制图法绘制的世界性地图——《山海舆地全图》第一次介绍给了中国,该图还对气候带进行了划分,引进了五大洲的概念。
图7:利玛窦《山海舆地全图》
西方地图测绘技术的引进,对我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影响深远。到清代康熙年间,一些西方传教士绘制了我国的第一部省级地图集《皇舆全览图》,这也是我国第一部全国性的采用经纬度制图法绘制的地图文献。
我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历经数千年,遗留下来许多珍贵的地图文献资料,为研究中国古代地图学的发展提供了可靠信息来源。从上古传说中的《九鼎图》,到明清时期规模庞大的的全国性地图集,地图记载信息越来越丰富,精确度不断提高,绘制对象也从区域演变为全国,在发展自身制图技术的同时,又吸纳了外来的先进制图技术,逐渐与世界接轨;另外,专业性地图也蓬勃发展,日益完善,包含了军事、经济、城市、水文等各个领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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